陈伯浑浊的眼睛里，慢慢聚起一点微弱的光。他看看床上的老伴，又看看沉默的大儿子，嘴唇哆嗦着，最终，在那份登记表上，用颤抖的手，歪歪扭扭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。那晚，任明远离开时，陈伯破天荒地把他送到了门口，寒风里，老人佝偻的背影显得异常单薄。

反对的声音并未消失，最激烈的是销售科长赵有才。他习惯了安稳和权力，改制意味着他不仅可能失去位置，更会失去旱涝保收的保障和那份“干部身份”的优越感。他在私下串联，散布谣言，说任明远要把厂子贱卖给私人老板，工人都会被一脚踢开。职代会召开前夕，气氛紧张到了极点。

一九九三年三月十日，茶厂破旧的礼堂里坐满了人。空气仿佛凝固了，弥漫着浓重的烟味和一种令人窒息的紧张。任明远站在台上，清晰、冷静地宣读着那份凝聚了无数个日夜心血的破产重组方案。每一个条款，都关乎台下数百人的命运。当他读到“所有人员，包括原科级以上干部，全员解除原国有身份，与新企业签订劳动合同；新企业根据岗位需要，择优聘用，原有行政级别不再保留”时，台下坐在前排的赵有才猛地站了起来，脸红脖子粗地吼道：“任明远！你这是卸磨杀驴！是要砸了我们这些‘国家干部’的金饭碗！我们不同意！”

“对！不同意！” “凭什么砸我们饭碗？” 几个赵有才的铁杆跟着叫嚷起来，会场顿时骚动起来。俞文虎老厂长霍然起身，苍老但依旧洪亮的声音压过了嘈杂：“吵什么！都给我坐下！听任主任把话说完！这厂子不死，大家就都得饿死！你们想抱着‘干部’的牌子一起饿死吗？我俞文虎，干了三十年革命，当了二十年厂长，今天，我也没这个‘身份’了！但我认这个理！厂子要活，就得这么改！我第一个签字！”他拿起笔，在职工代表签名簿上，重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
会场瞬间安静下来。陈伯在角落里颤巍巍地举起手：“任主任……俞厂长……我，我信你们！我同意！”他身边那个曾哭诉要回乡下种田的女工也站了起来：“我也同意！只要新厂子能活，我们就有盼头！”一个接一个，手臂像森林般举了起来。赵有才脸色铁青，看着周围举起的手越来越多，他张了张嘴，最终颓然地坐了下去，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。

当工作组宣布表决通过时，掌声如雷鸣般爆发出来，经久不息。这掌声里，有解脱，有希望，也有对未知未来的忐忑。任明远站在台上，看着台下那一张张百感交集的脸，看着俞文虎眼中闪动的泪光，看着陈伯咧开嘴露出的、带着苦涩却终于有了亮光的笑容，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疲惫和一种巨大的、近乎虚脱的欣慰席卷全身。他知道，这半年的殚精竭虑，所有的压力、委屈和汗水，都值了。散会后，俞文虎用力握住他的手，声音哽咽：“明远，谢谢你……给了这厂子，给了这帮老少爷们儿，一条活路啊！”

回到家中，妻子大凤看着瘦了一大圈、眼窝深陷的丈夫，心疼得直掉眼泪。“快坐下，给你炖了鸡汤……”她手忙脚乱地盛汤。任明远靠在椅子上，连端碗的力气都快没了，只是疲惫地笑了笑，那笑容却无比舒展。

三月十五日，地委、行署正式批准方案。九月，新生的“原南振兴茶叶有限公司”挂牌。林如海带来了全新的机制：销售人员底薪加高额提成，卖得越多挣得越多；关键岗位的技术骨干和管理人员，直接配给公司股份，年底分红；包装设计焕然一新，打上了“古法手制、高山云雾”的印记，价格翻了一番还多。厂区里，幼儿园托儿所的牌子摘了，交给了地方政府。那块预留的土地静静地躺在规划图上，旁边标注着“退休人员保障用地”。原南地区退休人员管理服务中心的牌子，挂在了劳动局旁边的一间办公室里。

变化是立竿见影的。工人们脚步匆匆，眼神里有了光。机器轰鸣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响亮、更有力。仅仅三个月后，财务科报上来的数字让所有人震惊：销售额一千九百万，盈利三百万！这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遍全厂。

任明远再次来到厂里时，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景象。车间里热气腾腾，新包装的茶叶清香四溢。他特意走到包装车间，看到陈伯的大儿子穿着崭新的工装，正熟练地操作着封口机，脸上带着专注和一丝腼腆的笑意。陈伯自己也被返聘回来当技术顾问，正指导着几个年轻人，精神矍铄，腰板似乎都比以前挺直了些。

“任主任！”陈伯看到他，远远地就招手，快步走过来，紧紧握住任明远的手，那手粗糙却异常有力，“托您的福啊！大崽在厂里干得好，上个月还拿了奖金！我也能发挥点余热，这心里，踏实！真踏实！”他笑着，眼角的皱纹舒展开，是真正舒心的笑容。

任明远站在厂区中央，看着眼前生机勃勃的一切，看着工人们脸上久违的、发自内心的笑容，一股巨大的暖流在胸中激荡、奔涌。这喜悦如此沉甸，如此熨帖，足以抚平所有的艰难和疲惫。他深深吸了一口饱含着新茶清香的空气，感觉整个肺腑都被涤荡得清澈透亮。

地委书记王文远办公室的窗口，恰好能望见振兴茶厂的一角。王书记负手而立，看着那片重新焕发生机的地方，脸上露出欣慰而深沉的微笑。

他拿起桌上的电话：“小刘，通知任明远同志，明天上午九点，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