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百三十章

花了三个多月，井口旁锈蚀的铁轨、一大批铁疙瘩、角落里的废铜烂铁总算清理干净了。仓库里那些还能派上用场的设备，汪鹏程联系了附近县里的煤矿处置；彻底报废的，只能当作废品论斤卖掉。望着桐山煤矿深陷大山的怀抱，那些空置的职工宿舍、办公楼，也只能任其荒废在岁月里。汪鹏程心头沉甸甸的，像压着块巨石——好好一座国营煤矿，几代人的心血，就这样在自己手中走向终结。作为破产清算的负责人，每一步都踩在废墟上，沉重无比。

金兰香回到了煤矿生活区，好歹有个落脚处。山里野茶茂盛，靠着汪鹏程二姐和二姐夫稳定的收购，日子勉强能过下去。她逢人便念叨：“我这是遇到贵人了啊！”

破产清算的最后硬骨头，是债权清收。账面上那串庞大的数字，此刻显得如此虚幻——全是些一二十年的陈年烂账。催款通知书发出去几个月，石沉大海，除了本地几个债户有点回音，邻省浙江那边的客户，连个水花都没见着。汪鹏程与法院经济庭的刘阳副庭长碰头商议，别无他法，只能亲自去浙江走一遭。

东拼西凑带了五千块钱，汪鹏程仔细梳理着那渺茫的希望，在纸上画出一条曲折的路线：金华2户，临安2户，桐乡3户，返程时绕道富阳1户。算算路程，至少得耗上一个星期。

汪鹏程、刘阳、法院的魏小明、矿上的童惠生，还有特意请来的、曾在煤矿主持过工作的县经贸委老主任，一行六人，挤进了法院经济庭那辆服役超过十年的老旧仪征警车，踏上了前途未卜的清收之路。

清晨从江南省的向阳县出发，一路说说笑笑，试图驱散心头的阴霾。九点多钟，车刚到浙江省界收费站，意外发生了。停车领卡，老仪征却像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，彻底熄了火。任凭司机老胡怎么拧钥匙、踩油门，引擎盖下只传来几声沉闷的喘息，再无动静。收费窗口里，浙江的收费员皱着眉，不耐烦地催促：“快开走快开走！后面都堵成什么样了？开这种破车出来干什么！”鄙夷的目光像针一样扎在每个人脸上。

众人慌忙下车，顶着烈日，咬着牙，使出全身力气推车。汗水瞬间浸透了衬衫，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刺耳的声音。好不容易把沉重的老仪征推出收费站，魏小明气得直跺脚：“妈的，浙江人看不起我们江南人！这洋铁皮糊的玩意儿，把咱老脸都丢光了！”司机老胡喘着粗气，对刘阳抱怨：“刘庭长，您就是太实在！别的庭早换新车了，就您还守着这老古董！”刘阳抹了把汗，苦笑着叹气：“穷啊！谁让咱向阳县是戴帽子的贫困县呢？”

路边有条浑浊的水沟。老胡担忧地摸着滚烫的引擎盖：“发动机温度太高，再开怕是要开锅。得多备水，万一在高速上趴窝，那可就不是丢脸的事了！”车后备箱里翻出五个塑料桶，五个大男人顾不得脏，冲到沟边打满水，一人脚下放一桶。酷暑难当，老仪征根本不敢开空调，车厢里闷热得像蒸笼。魏小明苦中作乐地调侃：“天当被，地当床，抱着水桶当冰箱！嘿，倒省空调钱了！”众人哄笑，这笑声里却满是辛酸。要是让富庶的浙江人瞧见这群“公务员”如此“纳凉”，怕不是要笑掉大牙？

车子像垂暮的老人，每喘着粗气跑上五十公里，老胡就得心惊胆战地停下，掀开引擎盖，把凉水浇在嘶嘶作响的机器上。停停走走，下午一点，才勉强蹭到金华。童惠生凭着模糊的记忆带路，七拐八绕，找到第一家砖厂时，已是下午两点半。一行人早已饥肠辘辘，前胸贴后背，但催债的信念像根无形的鞭子抽打着他们，没人喊饿。万幸砖厂还在，找到老板，刘阳和魏小明亮明法院工作证和催收文书。老板立刻哭起穷来，说厂子快完了，政府限期搬迁，工人工资都欠了仨月。磨破了嘴皮，老板才极不情愿地掏出了两千块钱。刘阳无奈地看向汪鹏程。汪鹏程在他们交涉时，悄悄问了附近村民和厂里仅剩的几个工人，证实老板所言非虚。“收一点是一点吧，总比空手强。”汪鹏程声音疲惫。

揣着这两千块“战果”，已是下午四点。车子开到附近小镇，找到一家简陋的面馆，一人一碗寡淡的汤面，才勉强把翻腾的胃安抚下去。

离天黑还有三小时，众人不敢耽搁，马不停蹄赶往下一家。迎接他们的却是紧锁的铁门，锁孔锈迹斑斑，厂房破败不堪，显然已荒废多时。向旁边住户打听，证实这砖厂两年前就关门了，老板早不知所踪。

带着一身疲惫和失望，他们连夜赶路，只为给第二天的临安多争取点时间。抵达余杭时，已是深夜十点。住酒店是奢侈的幻想，六个人挤进一个廉价小旅馆，一百块一个标间，凑合着过夜。

因为同行的有法院的刘阳和魏小明，汪鹏程觉得再让大家吃面实在过意不去。在街边找了个通宵营业的夜宵摊，点上六个家常菜，要了一箱冰镇啤酒。酒精和烟火气暂时麻痹了神经，大家推杯换盏，白天的狼狈和挫败似乎被抛到了脑后，只剩下杯盘狼藉间的短暂喧闹。